bob葛均波：我们的教育有时候使学生创新的动力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喜欢背书、答题，却不喜欢去“出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华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会长、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葛均波的头衔很多，但他直言：“我们过去这些年所有行业都要评职称，一定要有级别之分，其实没必要这么做，称呼医生即可，这就是尊称。”
“现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设有专硕、科硕、专博、科博四个学位，而且还有四证合一、八年制博士，搞得体系比较混乱。”近日，葛均波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专访时呼吁，“医学教育5年足够了，之后再进行3年的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完成规范化培训就应该获得‘医学博士’，可以看病，也能选择继续做科研。”
葛均波：我国医疗水平是发展不平衡的，大医院跟国外的差距可能比较小，有的领域甚至手术技巧比国外还好。但是我们也在反思。对于一个疾病，美国梅奥诊所收治400例病人，就会去总结，制定治疗指南。我们收治4000例病人，还是会运用别人的方法，而不去总结。
此外，我们不愿意把实践上升到理论水平。为此，现在我们鼓励年轻一代的医生最好能够拥有原创的成果。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教育有时候使学生创新的动力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喜欢背书、答题，不喜欢去“出题”。就这一点我们应该去学习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教训和理念。我们应该在具备一定的能力的情况下去“出题”，而不是只会“答题”。
你在两会提案中指出，bob中国医学人才培养系统混乱、不该以论文论英雄。那么，我们要如何加强医疗人才的培养？
葛均波：我作为一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成员，又从事这么多年的临床一线工作，还主编了过去十几年的教材《内科学》，我在反思我们的医学教育，为什么找不到好医生、怎么能够培养我们的好医生。
我们目前沿用了旧的教育模式。医学生毕业读硕士三年，硕士研究生第一年学英语、统计等基础课，第二年去实验室做研究，第三年就要开始复习考博士或者找工作，就无法安心地做高质量研究。考上博士以后，又要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考虑换研究方向。
不仅如此，博士第一年又是上基础课，第二年到了实验室开始做全新方向的研究，但没多久又要找工作、考试。从本科到博士的整个过程就让学生天天沉浸在考试里，等毕业后回过头看，研究没做好，医生没学好。
对此，我就提出来以后是不是可以把硕士跟博士打通，入学以后第一年学英语、统计等基础学科，第二年开始进到课题组以后，扎扎实实做三年研究，最后毕业时是博士学位。
除非有的人非常不济，中间辍学退学，但他找工作也是允许的，只要完成5+3的规培就能做医生。但是如果想做医学科学家，原则上应该有一段时间如三年做一个高质量的课题或者有相关的科研成果。
这样改革后，可以节约原来硕士加博士研究生6年里考试和复习的时间、2年重复基础课的时间，整个学制可以设定为4年或者5年，给学生省了时间的同时，也给国家省了钱、给社会省了资源。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目前把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和读博士混为一谈。博士就一定会看病吗？这是不对的。医学上一定要完成轮转、看了足够的病人后才会看病，而博士完全有可能只会当老师。
那么我们可以将两者进行区分，只要完成了大学5年和3年的规范化培养，bob能拿到医师证书就代表是医生，可以看病，然后再开始做科研。或者大学毕业以后先考研究生、做研究，但是研究生毕业以后一定要完成规范化培训才能当医生，这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目前现实并非如此。现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设有专硕、科硕、专博、科博四个学位，而且还有四证合一、八年制博士，搞得体系比较混乱。
现在谁能找得到人或者托了关系，或者找到导师指导一下应该怎么做好，学生就能省一些时间，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好医生。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从国家层面上关心和关注我们整个医学的人才的培养。我们国家的医生原来有4年制的、5年制的、6年制的、7年制的、8年制的，凭什么城里人看病可以找8年制的，农村人看病要找4年制的，要怎么改变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的医学教育5年足够了，之后再进行3年的规范化培训，我个人认为完成规范化培训就应该获得“医学博士”，但是现在改革无法推进。我觉得能够走通这条路对国家和国家医学教育是有利的，对学生也是有利的，因为学生就不要这么辛苦，而且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科研、看病都不会。
葛均波：我在德国做医生做了10年，对德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也做了调研。德国医生可以没有博士学位，只要学完医学、通过考试就可以行医，因为老百姓看病不是看医生发表的文章，而是他会不会看病。在拥有医生执照的基础上，如果想做科研或者探讨些新的治疗手段，那么做一篇论文答辩，就能获得医学博士。
医学是一个终身教育的学科，大学学的知识只是入门。如果想要成为好的医生，就要真心地探讨新的方法、参加会议、继续教育。如果要做教授，bobbob德国一个科只有一个人是教授，其他是主治医师，再就是住院医师。我们国家把教授、博导当成一个头衔，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过去这些年所有行业都要评职称，一定要有级别之分，其实没必要这么做，称呼医生即可，这就是尊称。
葛均波：整体来看，德国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德国人很守规矩，我们如在与德国人谈判的时候，突破他们底线的事就很难说服他去改，但有的国家说是朋友、拉拉关系、喝一点酒就能改，但是在德国好像行不通。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德国留学，学习德国人的严谨。我觉得我们一些年轻人应该在灵活的同时，bob懂得守规矩。
其实，近代医学技术，尤其对近代医学微生物的发现、动脉粥样硬化的机理研究，包括一些新的治疗手段，都是从德国诞生的。医学院最早也在德国兴起。
中国的体系是一个医学院下面有多家附属医院。德国是医学院附属于医院，一个医院旁边有一个医学院，学生们第一天开始就由临床教授上课。教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学生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解答，心脏是怎么回事，图像代表什么，哪里有问题。
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学生是在大学里埋头学了四五年，到了临床第一次见病人，就把大部分知识忘记。他们不是带着问题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我以后的医学生的培养应该改变我们原来的模式。
你曾在德国工作十年，现在在中国也工作了几十年，又经常与多个国家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你觉得医学是不是应该是无国界的？未来将怎么发展？
葛均波：我们觉得医学的成果应该全世界都享有，我个人认为医学包括科学应该是无国界的，这为什么我们说在战争年代，红十字会车上的病人，敌人的飞机是不会炸的，因为违背了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跟良心。
但是，我们也理解一个新的成果、治疗手段、新药出现以后，应该让企业有这么一段时间能够收回它的投资。这样能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资源去研发新的治疗手段，新的药物。
未来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鼓励、倡导和活跃国际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对科学。我们不能因为保守就闭关锁国，就像这次新冠肺炎，病毒是不认人的。无论是从哪个地方爆发，它不过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待这样的情况，而不应该去指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新的治疗手段、新的治疗药物等成果应该是人类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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